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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明道教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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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很遗憾,现代的书籍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才承担起文化传承接续的载体功能(文明的历史总是被螺旋式的反复解释与解构推动,因此很难想象我们的后代会拥有一部或几部比较可靠的文明史,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深层生态学的角度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了,因此“一切都促使我结束关于一个非人类的自然和一个非自然的人类的观点”),就象从一个普通美国人身上容易看到美利坚民族高扬的个人主义这种文化特性,但是很有可能必须从一群联系紧密而非独处的中国人身上才能发现被命名为集体主义的精神分泌物。需要承认,文化的“保真”传递是明显虚假的,这与文化虚无主义甚或文化相对主义关系不大。20世纪哲学家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文化“保真”的信念与实践在理论与逻辑上不可能的,诚如贝内德托·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必须超越编年史才有一张鲜活的嘴巴来发挥教育与借鉴的作用;而且,文明传递的运动本身也引起一些思想家的怀疑,似乎文化的代代相传或按知识的谱系发展并未如大多数人所料想是一种光明正大的“长子继承制”,反而却是绕过一扇阴暗后门的僭越——在这个问题上,发现后门的米歇尔·福柯是那种会令我们对于以往所学产生深深怀疑乃至彻底反思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后现代思想先驱。对于文明的传承,福柯拒绝寻找社会发展的起源,指出社会发展的不一致性;既然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方向前进乃至有可能向后,那么描述并分析不同时间点的社会状况总是合理的角度。在以上理论预设下,福柯通过《规训与惩罚》一书提出了“权力-知识-主体”的后现代分析思路。我们用“权力-知识-主体”的范式来观照文化传递的问题,以往“长子继承制”式“光明”的传递形式只会使我们感到思考的肤浅与理智的苍白。《规训与惩罚》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简单的传递”实际是如何复杂:“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一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一知识,贯穿权力一知识和构成权力一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那么 ,一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呢?鉴戒20世纪的经验,同样在后现代思想盛行的法国,哲学家如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主张主体已死,“从笛卡儿的《方法论》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之间的所有以主体为阐发基点之著作的那种不假思索的丧失,能够使人们从这之上捕捉到某些超越主体哲学家和批评家误置的对立之外的东西”,反映到具体的作品上,写作的热情降到“零度”,作家一旦完成他的作品,作品就与他脱离关系,而主体在抵抗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走向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作家与作品之间保持距离确实有助于作家客观地审视自己作品的结构和方法以利于进一步的优化或重构。但是,正因为文化“保真”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以“保真”的一定程度的丧失而天然地具备灵活的传递功能——文化的创造性。正如圣经告诫那些绝望者的智慧语言:一扇窗户关闭,必然会有另一扇门打开。简言之,一本书,特别是史书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这本书所孕育的文化的创造性以及要达致这种创造性所必需的高度主体性。这意味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对绝对真理的逐步逼近,或者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试错理论我们不断找到更切合实际的模型,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可以说人类对于文明“保真”的追求必然导致具有更加精确生动自主性的文化创造力,而真正的人类对于文明的“正确”认识,是以人类对于自然及自身的洞识及征服自然及自身的物质精神能力为标准的。

现在,有一本书摆在面前,就是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孔令宏教授的专著《宋明道教思想研究》。正如我们说过的,评价一本书最重要的标准是该书最具创造力之所在。举例来说,评价一部小说的标准很可能是它的情节,评价一篇学术论文的标准很可能是塌实坚定的证据和严密的行文逻辑,而评价一条广告的标准就有可能是心理暗示的效果了。《宋明道教思想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宋明时期的道教断代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应该说它填补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空白。既然是历史,那么作者重构思想史料的方法论或精神纽带显而易见就见得非常重要了。这里我们以教授三年前出版的另一专著《中国道教史话》的写作结构为例,与本书作一对比就能发现创造力的线索:

第一章    秀似谷中花媚日,清如潭底月圆时——道教的渊源

第二章    十年此地频偷眼,二月春风最断肠——汉代至三国时期众术并竞阶段的道教

第三章    春融只待乾坤醉,水阔深知世界浮——魏晋南北朝时期援道入术阶段的道教

第四章    寻思仙骨终难得,始与回头问玉皇——隋至中唐时期道与术结合阶段的道教

第五章    桃在仙翁旧苑傍,暖烟晴霭扑人香——晚唐至北宋时期道与术汇聚阶段的道教

第六章    仙人往往今谁在,红杏花香重首回——两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阶段的道教

第七章    任从沧海变桑田,我道壶中未一年——明代中期以后循道化术阶段的道教

第八章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未来道教的诠道改术

可以发现,《宋明道教思想研究》相当于是对《中国道教史话》第五、第六两章的具体而微、精细深刻的扩充阐释,而教授在《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出版两年后的专著《从道家到道教》则在这种意义上相当于是对《中国道教史话》第二、第三两章的放大。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三本专著看成一个系统(事实上确是一个系统),那么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道、学、术的三重结构及其双向互动关系是道教在历史上演变、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本书的创造力源泉;也惟有依靠这个创造力,作者的主体性才能充分在这个创造力的激荡下使文思左右逢源。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道、学、术的三重结构及其双向互动关系”的视角在道教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道教史研究权威卿希泰先生在《我和道教文化研究》的回忆中批评了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先生的《道教发达史概说》在关于道教发展史分期中犯的“完全脱离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特别是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孤立地抽象地考察道教的历史,因而对道教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便不够清楚,对道教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抓得不准,所以对时期的划分也就不太科学,说明不了道教本身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的错误,借鉴常盘大定先生的成果,继而提出自己对于道教史分期的观点,暂列如下:

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道教的创建和改造时期

隋唐五代北宋为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

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为道教内部的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

明中叶以后至民国为道教的逐步衰落时期

卿希泰先生的道教史结构的组织策划与早先的道教史著作(如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傅勤家先生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先生的《中国道教史》等等)相比固然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诚如日本著名学者中村璋八教授于8788年所评价的:“卿希泰教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众多著作,也一样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最高权威,就在日本也享有崇高威望”。我们来比较一下教授的写作结构与卿希泰先生的道教史结构,很明显,前者在宗教的演变规律(开创——发展——兴盛——分裂——衰弱——重新崛起)上遵循了历史朝代的大致划分,与道教史研究的主流保持了同一方向,但却并不满足于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模式,从道教思想的内部区分出“道”与“术”的分野,以“学”来沟通“道”与“术”,也就是说,粗犷的历史朝代划分具备了内在理路发展的平行线。从学术主体性角度来看,这种内在理路的线索就是本书的创造性所在,而它对于作者的阐述可能更为重要。事实证明,“道、学、术的三重结构及其双向互动关系”的视角在道教史及道教哲学研究领域是具有相当地位的。

因此,通过对于“道、学、术的三重结构及其双向互动关系”这条内在理路的发掘与发挥,作者的主体性在道教史及道教思想、道教哲学方面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在道教史的分期问题上,道教的外史研究与内史研究充分地结合起来,通过内在理路对于道教史分期的反观,使学者避免“主要以宗派的盛衰来梳理道教的历史……从宏观的社会层次来看问题……把道教的实质内容放在次要的地位甚至忽略。”其次,在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中(更详细这方面的叙述见作者的《从道家到道教》),作者详细地勾勒了道教产生初期众术并竞的局面如何在东汉末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催生出道教的历史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亦可被接受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再次,关于宋明时期中国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作者从“道”与“术”的汇聚与圆融的角度阐明了张伯端关于三教关系的理论、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三一教融汇三教的情况,与一般只以儒家为基点来论述三教融合或者三教貌合神离有极大不同,这里远不止只有学科借鉴的意义,亦有参与中国思想史重新建构的整体意义。最后,在对待传统的“术”的态度中,作者借鉴文化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认为“斋醮科仪、符箓祈禳、招神劾鬼、祭炼度亡、堪舆星相等这些法术,显然不能单纯用实证论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对一向被认为是迷信渊薮的“术”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引自(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引用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的原话

(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

(德)彼得·毕尔格著,陈良梅、夏清译,《主体的退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1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p3

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p258-p259

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p255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p20

孔令宏,《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p30

 

参考文献

 

(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

(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美)乔治·瑞泽尔著,杨淑乔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孔令宏,《从道家到道教》,中华书局,2004

孔令宏,《中国道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上海书店,1984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80年,第二卷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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