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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LOCKWORK ORANGE》,汉译名为《发条橙》,又《上了发条的桔子》,英国当代著名作家Anthony Burgess所著。这部被美国评论家海曼定为“野蛮”的中篇幻想小说的同名电影几度遭禁,这足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电影缺少原小说二十一章的内容,因而伯吉斯认为“美国版本或电影版本的《发条橙》是寓言,而英国或世界性版本则是小说”。二十一章描写的是主人公亚历克斯受到步入生活正轨的前哥们彼得的榜样启发而有所醒悟,决定弃恶从善;作者认为这一章“使全书产生了真正虚构小说的品质”。纵观全文,二十一章的存在为小说添加了童话式结尾,而这恰好迎合作者力图宣扬道德选择自由的需求,因此伯吉斯的话刚好说反了,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美国版本或电影版本的《发条橙》是小说,而英国或世界性版本则是寓言”。加强这种看法的证据还有小说带有东方宿命色彩的对称结构以及小说中几乎全部人物的性格随行文一丝不变。这是令人惊奇的,却恰好符合寓言的特点。法国文学批评家德里达先生提出“文本就是一切”的观点,指出文学批评应从作家的作品出发,作品创造自己的生命。对于小说确实是这样,然而目的明确、富于说教味的寓言《发条橙》由于作者的具体情况而例外。伯吉斯出身天主教世家,他的信仰徘徊于贝拉基主义(主张性本善)与奥古斯丁教义(正统原罪说)之间,认为行善或作恶都无对错可言,主张人应该有道德选择的自由——这是一种权利,当然伴随而来的义务便是作出遵循社会道德标准的选择;显然这主要针对社会道德的破坏者而言,如主人公亚历克斯与狱中的囚犯。事实上,《发条橙》是幻想小说,而幻想小说的虚构性接近于寓言的虚构性。相比之下,同是具有宗教信仰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才算比较象样的小说。以上论证的目的在于给《发条橙》作一个更合乎事理的定位——《发条橙》是一个寓言。
  寓言要讲述一个道理,一般必须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揭示。最著名最好的例子是《伊索寓言》。这个道理几千年颠扑不破。而命运两端的风趣变化往往与性格紧密相连,哪怕主人公是一只狐狸,一棵树乃至一块石头!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里指的是从人的主体角度思考一定社会条件下性格对命运的开掘疏导作用)”,通过对《发条橙》主人公性格设计的探讨,我们将深刻地理解亚历克斯的命运之诸多肇因,从而最大程度上明白作者写作此书的用意。下面将以提问的方式从各个侧面论述主人公性格设计的情况。

  ㈠《发条橙》为什么用纳查奇作主人公?
  对于没有阅读过《发条橙》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不甚了了。“纳查奇”是谁呢?青少年。青少年中间流行一套纳查奇语汇,这类似于暗语或黑话,但两者区别在于纳查奇语汇是跨文化创新的语言,而暗语或黑话往往是一种文化内部的变种。有趣的是,纳查奇语汇借鉴的是当时在政治军事上与英国争锋相对的苏俄斯拉夫语系,之所以如此既因为《发条橙》成书于六十年代,而且由于拉开冷战序幕“铁幕演说”的正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先生。这种情况说明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很大部分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对资本主义制度现状的厌恶与逃避。显然,一般流氓团伙的目的相比之下是相当狭隘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论述可以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只有在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在外在世界里的时候,自然事物才达到一种较大的单整性。因此,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使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
  黑格尔的话表明,纳查奇们通过暴力活动力图改变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是一种恶世界、颠倒世界的典型异化:恶世界、颠倒世界产生出病态颠倒的人,而某些具有条件的病态者反对他们的母体。为什么不是全部病态的人都行动起来呢?原因不外有下:成年人,包括中年人与老年人,他们思想上深受政府宣传的毒害(姑且这么说),已经或多或少变得麻木;即使没有全部“沉睡”的那部分也因为局限于身体的自然条件或顾虑恐惧而惰于行动所致。于是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得出惟有那些既有身体条件又在思想认识上有可塑性的纳查奇青少年才是本书主人公的选择对象。又思想的反动在政治上是极端危险的,因此只有把思想内化而加倍诉诸暴力行动。
  这样纳查奇的代表亚历克斯作为主人公他的一系列暴力活动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吸毒,抢劫,强奸,殴斗,破坏笼罩在眼前的原有的秩序,使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暂时呈现在遭受破坏的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这就是一种只破坏不建设的满足与成就感。

  ㈡《发条橙》第一部中哥们出卖亚历克斯说明了什么?
  一个犯罪团伙乱于内讧而覆灭并不是罕事。至于内讧的最大原因往往是权力之争。《发条橙》也不例外,只不过由于音乐的介入而显得稍微好看体面一点。
  当以亚历克斯为首的四人犯罪团伙作案后回到柯罗瓦奶吧听歌剧《床上用品》时,四人犯罪团伙中最为亚历克斯所不齿的丁姆“听到这歌声像滚烫的肉‘啪’地掷下餐盘,便放出下流动作,先是口哨,再是狗嗷,接着是两指刺天两次,最后是小丑般的狂笑”。文中接着写到听惯贝多芬的亚历克斯为了维护艺术的尊严而揍了粗野无礼的丁姆一拳。这时裂缝出现了。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裂缝的问题。四个人骚扰《发条橙》的作者的同时,轮奸了作家的妻子。这种行为为什么不派一个手下去做或是犯罪头目自己做呢?这起码表明四人犯罪团伙内部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基于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共同反抗、保持行动上的一致;相对而言,一般流氓团伙往往在头目的操纵下追求个人利益。亚历克斯揍了丁姆至少表明他们之间平等的关系,类似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种与苏联社会主义有梦幻情节寄托的关系被破坏了,因为音乐的原因,进一步说是由于审美的原因。于是文章接着写到亚历克斯以暴力征服了乔治与丁姆,维护了同伙关系中刚刚产生而本来不是问题的权力地位问题。最后,四人犯罪团伙以平等关系的破裂与亚历克斯被捕结束。这里有一点非常有趣:为什么亚历克斯维护自己在团体中的权威反而破坏了团体的团结?不难理解,任何权力现象都是与英国纳查奇们眼中的类似共产主义之理想相去甚远的。他们发现传统社会中隐藏起来的秩序结构。虽然文中的描写好象暗示着当时社会无序的状态;其实只要政府存在便会有秩序生成!所以,纳查奇的反社会、反政府行为有一个内在要求:团伙内部不搞地位之争,要自由平等,没有命令只有建议。一旦出现权力地位之争,团伙便便立即解散。哥们出卖亚历克斯表明人的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必然导致一种或多种秩序的产生。这里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音乐,或更确切地说审美上,对此差异下文将有所论述。因而这里亚历克斯性格中崇拜秩序的部分露出了冰山一角,他搭上了离开纳查奇世界的航船。

  ㈢作家赋予主人公什么样的审美精神?
  社会交往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审美精神。以亚历克斯的社会交往为角度,可以有以下几个对象:哥们、父母、狱中的囚犯、社会正派人士和政客。
  亚历克斯的哥们里只有丁姆的描写最多。在主人公眼里,丁姆“真的很笨、土里土气、活象小丑、待人接物没啥主见,丑陋不堪、笨手笨脚、口水横流脏兮兮”。从这里可以看出,亚历克斯俨然是一个聪明、时髦、严肃、富有主见的“绅士”,只不过生活在下层,成为“乡绅”。这样推论是因为两个臭味相投的人不会这样指责其中另一个人。亚历克斯恰恰具备丁姆没有的优点。奇妙的是这些优点却是社会道德秩序所要求的,亚历克斯的选择与要求在四人团伙中是鹤立鸡群,一枝独秀,难免被同伴抛弃。
  对于父母,亚历克斯是百分百的孝子,他把抢来的钱送给父母买威士忌,他热爱并同情孱弱的母亲,主动向家庭靠拢,就像许多讨厌的顽固的中产阶级干的那样。他具备完整家庭伦理道德,并快乐地分享家的温馨。这一点在他入狱前与出狱后都有明显的体现。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亚历克斯结伙犯罪对得起父母吗?这样没出息的儿子是孝子吗?众所周知,西方青年很早就从家庭独立出来,在经济上自立,但不割断与家的联系,精神上归依家庭。他犯罪并非主要出于经济的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一种颠倒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以及青春期的骚动与不安。也就是说,他是否孝的社会道德标准不能延伸到他具体的社会行为。因此,他是孝子并不矛盾。
  主人公虽身陷囹圄,却看不起同狱的囚犯,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这主要出于入狱原因大相径庭并且他自认品格不低。强奸犯因强奸入狱,恶心!抢劫犯因抢劫入狱,恶心!杀人犯因杀人入狱,同样恶心!亚历克斯强奸、抢劫、杀人,却只有愤怒。他似乎要出淤泥而不染,在审美精神这一最后防线上与其他罪犯区别开来。但是他毕竟犯了罪,所以接受了“路多维哥氏技术”——这并不是任何罪犯都可以拿来试用的。
  社会正派人士,如狱中教诲师、教养跟踪顾问、《发条橙》的作者;政客,如政府官员、反对派人士,这些人并不关心亚历克斯本身,而只是热衷于与亚历克斯有关的种种利益,把他当成一架梯子,一块敲门砖,因此亚历克斯鄙视他们。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现象:人人自危,极端自私,人心险恶,无情无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亚历克斯的反抗具有某些黑色幽默的味道。这是一个悲剧;以暴力对付暴力,以嘲笑报复嘲笑,以及诸如此类。※㈣音乐在《发条橙》中的作用?
  伯吉斯的父母都从事音乐舞蹈工作,他本人曾希望成为作曲家。这些说明音乐在《发条橙》中的运用值得关注;而事实是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文中具有某种象征作用,譬如图腾。如果主人公亚历克斯听的是摇滚乐或爵士乐,那么音乐在《发条橙》中的作用将被我们轻易忽略。据统计,《发条橙》中涉及到的具体歌曲不下20首,而其中大部分是交响乐,最有意思的是贝多芬的音乐。
  亚历克斯听着贝多芬强奸幼女,接受“路多维哥氏技术”后惧怕听到贝多芬,而在政治反对派的威逼利诱下又恢复了对贝多芬的音乐感觉。贝多芬是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大成者,他使用旧的乐曲曲式,却赋予了乐曲极大的情感张力与意志张力,致使旧乐曲曲式的特点被情感与意志所瓦解,因而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它反映到《发条橙》中便表现为亚历克斯的命运:他追求新的美好社会是因为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悲惨的现状,而新的美好社会不是空中楼阁。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理想便是贝多芬的乐曲曲式。而他对现状的极具激情与意志的破坏表现为以恶求善的模式,其悲剧结果象征着乐曲曲式的面目全非。贝多芬的音乐看似助长了亚历克斯的暴力行为,其实它暗中加速了其暴力的死亡,为亚历克斯重建内心秩序扫清障碍。举两个例子:亚历克斯因为丁姆亵渎音乐而与其不和,从而迫使他终于过早地(迟早的事)被投入监狱;这就加速了他的被“改造”过程。还有,被改造后的“羔羊”亚历克斯由于受不了交响乐的刺激而跳楼自杀,留给读者“音乐具有强大刺激作用”的夸张印象;这直接破坏了“路多维哥氏技术”的效果,宣判了政府的虚伪与无能。而这为亚历克斯的道德选择提供了直接的契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了解了主人公亚历克斯性格设计中的诸多因素。但是为什么我很少提及《发条橙》第二部中“路多维哥氏技术”对主人公性格的影响呢?因为开头我曾提到《发条橙》中“几乎全部人物的性格随行文一丝不变”,这前后不是矛盾吗?应该说,第二部的描写是《发条橙》作为科幻小说的最明显和最有力的特征。其实,精神加药物刺激法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日本纳粹用强光灯加连续不断的审讯轰炸考验犯人的“意志力”,德国纳粹用高得惊人的噪音刺激犯人招供。然而这些方法虽侥幸奏效,却并不能改变人的性格。同样,《发条橙》中政府的努力不但赔本,而且暴露了自己的丑陋。因为改造罪犯的根本方法是改变犯罪产生的土壤。政府的做法无异于吹毛求疵,伯吉斯跟我们玩了个天大的黑色幽默!所以说上面的问题是不矛盾的。其实伯吉斯的心思在二十一章。他非常愤怒美国的出版商删掉了这一章。如果亚历克斯不觉悟,主动放弃道德选择权,那么作者苦苦经营的一切便付之东流,作者内心的所有一切也无法排遣。美国版本的《发条橙》没有触及到道德选择自由的话题,它纯粹是一个对政府和社会嘲笑加讽刺的文本,所以,它是小说。而伯吉斯则固执地制造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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